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福建闽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在这片优美风光的南方土地上，涌现出一批诗人。他们大部分早年来自乡间，并从事着与文学几乎无关的职业，民间大地上存在的文化经脉几乎融入了他们的血脉，使他们立足于乡土文化的同时，又有着独立视域的思考，他们的诗歌努力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日常生活中各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批判自由和审美上的愉悦。
闽东诗群由六代人形成的梯队：40年代：薛宗碧。50年代：汤养宗、伊路、余禺、哈雷、闻小泾、还非、伊漪、杜星等。60年代：叶玉琳、谢宜兴、刘伟雄、游刃、王祥康、空林子、郭友钊、迪夫、曾章团、庄文、石城、阿角、周宗飞、白鹭，林著等。70年代：俞昌雄、友来、林典铇、张幸福、李师江、王丽枫、何钊、陈晓健、林芳等。80后的陈小虾、*加芳、苏盛蔚、张颖。90后的韦廷信、张瑶等等。他们在省级以上的文学报刊发表了数以万计的诗歌作品，出版个人专著近百部，数千件诗歌作品被收录全国各类权威诗歌选本，并在国家级、省级各类文学评比中频频获奖。年，汤养宗获得了鲁迅文学诗歌奖。他们以个体的努力推动了群体的发展，形成闽东诗群。同时，与诗歌共同成长的还有一批闽东的诗评家，如游友基、*平生、邱景华、陈健、许陈颖等，他们与诗人们长期互助，彼此学习，带动着整个诗群的理论水平的提升。三十几年来，诗歌在闽东，不再是一条寂寞枯燥的单行河道，而是千百支水流汇聚、活跃着的海洋，已经成为宁德乃至福建的文化品牌之一。
当然，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现象，其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既不能忽略它与世界文化大语境的联系，也不能忽略它与本土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比如现实生活、地域文化、*治影响、人文关怀等，这些原因可能不是文学本身，但却对文学现象起着重大的影响。
一、天时：行进中的坚守
（一）时代审美氛围的感召
一切事出有因，“因”首先在于“史”。
谢冕说：“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从来受制于社会的*治，社会禁锢就谈不上文学的自由，就诗而言，诗的开放是社会开放的恩惠。”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自己的历史转型期，*治动乱的结束使中国从自我膨胀中清醒起来并从国家初开的窗口探出头来，看到了自身的局限并受到强烈的震撼。诗人具有敏感的心灵，他们在这开放和交流的历史冲击中最先捕捉到时代的动脉。围绕着“朦胧诗”的兴起，中国的审美文化语境开始变化。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大蜕变，绝对不是在朝夕之间完成的，而应该是个历时性的过程。文化语境的变迁首先引发了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的新诗歌热潮，这股热潮盘旋着渗透到具体的县、乡、村，终结于民间具体个体的审美趣味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起，诗歌开始在闽东星火燎原，其间的互动、变化、传承的关系渐渐开始复杂起来，很难给予一个清晰的界定。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每个时代变化的最后原因和本质就是一种称之为“绝对理念”的精神，而且它最后总是要化身为事物或现象来得以实现。
闽东虽然地处僻远，但依然被文艺新时代的曙光照耀，来自闽东的各地、各乡镇的一批年轻诗人们敏锐地感受到一种崭新的文化因子，并萌生出不受传统习惯约束的、传达自由的心灵思考的愿望。虽然，强大而僵硬的非诗化社会仍然是主流环境，但闽东这块土地对文艺却注入了更多的青睐。在时代审美启蒙之下，这批年轻人自发地走到了一起，来自闽东各个乡镇的年轻人，成立了诗社如“七一诗会”、“龙江诗社”、“南阳诗社”、“九童溪”、“麦笛”、“八面风”、“诗岛”、“海音诗社”等等，诗人蒋庆丰以《三角帆》为阵地，组织创办了的闽东青年诗歌协会，那些潜藏在民间的诗歌力量都在这个时期破土而出，一批在当时没有名气、没有地位、甚至没有职业的诗人们仅凭着对诗歌的一腔热忱，他们就走到一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霞浦的诗刊《丑石》。从年的第一份油印小报到今天中国的十大诗歌民刊之一，霞浦诗人刘伟雄与谢宜兴凭着对诗歌朝圣般的情怀，利用工作的业余时间，打造出一个纯粹属于诗歌的交流平台。没有任何的利与益，人与人之间就可以充满信任与关爱，这就是当时诗歌在闽东的魅力。
谢冕《谢冕论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年4月，页
（二）立足于民间的诗意坚守
时代在激速地变化着，人们被裹挟其中并改变着原来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经济形式的多元化和社会的多层次化，使中国的语法和词汇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和分化，特别是90年代中末期，理想主义的火种已经在社会的阵痛中暗淡下来，继而代之的是大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原来单一的精英语言一统文坛的局面，许多应时应俗的诗歌趁虚而入，部分的诗歌中断了实验性的艺术实践，投入了商业化的运作中。诗与时代兴衰、民众忧乐紧密结合的情况开始式微，并出现多种话语并存、泥沙俱下、旗帜纷呈的局面。但是，在众语喧哗、充满诱惑的时代语境中，闽东诗人一如既往地仍然执着于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探索，这是值得一提的现象。
闽东诗人们大都来自乡间，他们在与民间的对话中发现了民间意义所在并认识到这种意义的珍贵性。他们在生活环境的变动与视野的扩大中寻找着与民间最佳的契合点，而这个过程又是与三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与文学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使他们的诗歌呈现出摇曳多姿的自由姿态与独立思考的精神面貌。从早期的“海洋诗”到“先锋诗”，汤养宗立足于语言与生活本身的色泽、光亮、气息之间的承接性，交替运用了多语音、辞格和语体手段多方面和立体地表现错综复杂的当代生活与生命体验；作为大地的女儿，叶玉琳的诗中对民生疾苦有着女性细腻的体验与关切，《小木匠的一天》、《卖水果的老妇人》、《安宁》、《他们》、《我始终能望见工地上的人和尘土》等系列作品中，诗人立足她的艺术经验使得民间的资源得以创造性的转化；在诗集《苍茫时分》、《平原上的树》、《呼吸》里，刘伟雄有着大量通过写景或物来